| "诬告反坐"的刑法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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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反坐"是我国古代刑法对诬告行为的一种惩治原则，在现代刑法上虽然没有直接照搬进来，但其实也依然吸收了其一些合理内核。 刑法上有两个罪名，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一个是诬告陷害罪，另一个是伪证罪，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不会允许蓄意的诬陷他人。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古老的价值观，那就是要诚实。诬告陷害就相当于把司法机关当枪使，把国家机器当作自己的工具使用，对公正性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不公正，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使人无法再信服。因此只要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就要受到刑罚处罚，并且不是一定要等到冤案铸成，可见刑法对这一危害行为容忍度很低，而后果严重的还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刑法对此是非常严厉的。 诬告陷害罪是故意犯罪，不是故意的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这个罪名。诬告陷害被依法受到追究，就是古代的"诬告反坐"，现行刑法对诬告陷害罪的认定与古代的“诬告反坐”的差别就是对主观意图的高度限定，并不是告错了，就一定要反坐，而是一定是故意诬告，才追究责任，因此实践中这个罪名适用较少。 与古代“诬告反坐”有关联的还有一个罪名，那就是伪证罪。刑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罪名涉及的面比较宽，使用率比诬告陷害罪高一点，但也很有限。 诬告陷害犯罪，往往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是行为人或受人指使或串通证人一起诬告，这样诬告成功几率就很高，这里的教唆犯和伪证人在古代可能会以"诬告反坐"被一起追究，现行刑法会按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的想象竞合进行追究。当然客观上也存在，并没有行为人诬告，只是证人或相关人员怀有各自的企图，故意陷害他人的情况，这些证人和相关人员就是冤案的始作俑者。所以这些作伪证的证人就相当于诬告陷害者，因此两个罪名往往存在竞合关系。 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比较严密的涵盖了诬告陷害的种种形式，很好的传承吸收了古代的“诬告反坐”，从而做到了充分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公正权威。 现行法律规定貌似仍有一些漏洞和缝隙，导致有些行为好像两边都不靠，司法机关感觉不好追究，慢慢也就干脆不在意追究了。比如伪证罪行为主体不包括被害人，只写了证人，但是法定证据种类中，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可是两类不同的证据类型，本质都是证言，都是言辞证据，可见，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证人，但是刑法这样规定，就会给人一种误解：是不是被害人就构不成伪证罪？就不能做为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作伪证要负刑事责任，被害人作伪证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啦，这怎么可能呢？错误案件能够出现，被害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证人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如果错误地追究了“嫌疑人”的责任，那被害人的责任是应该重于证人才对，根本不存在无需承担责任的道理。实际上是因为刑法已经规定了诬告陷害罪，是专门针对被害人的，因此就没有必要将被害人包括到伪证罪之中了。 但其实这里边确实是存在一定漏洞的，比如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是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但又说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触犯本罪。而我们知道很多诬告并未全假，只是有部分真实的因素，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夸大其实。比如把一说二，把行政违法说成刑事犯罪，你要说他说的全是捏造的，恐怕很难这么下结论。但是肯定不是如实说的，有很大的虚假性，也有陷害他人的意图，等于是将计就计。这个更相似伪证罪。但是伪证罪里没有被害人啊？ 比如强奸类犯罪，只要发生过关系，即使发现最后是自愿的，也很少追究诬告陷害罪的责任。更有甚者，刑事诉讼进行到一半之后，又改口说是谈恋爱，其实是自愿的。那当初报案，导致嫌疑人被羁押追诉的事就这么算了？只要嫌疑人无所谓就行了。 那司法机关在这里算什么呢？“诬告反坐”也好，还是诬告陷害罪、伪证罪也好，就是在维护一个司法的严肃性。司法不是儿戏，一是它有强制力，它会使人身陷囹圄，对他人的人生自由产生影响，陷入到巨大的恐慌之中；二是即使刑事诉讼不追究了，但是嫌疑人的名誉已经受损了，这个损害是很难挽回的；三是司法机关在公众的印象是被查处了，民众会认为司法机关不靠谱，出尔反尔，来回折腾。公众会质疑，为什么司法机关当初就没有审查出来这个案件的虚假性呢？ 但是又有谁能百分之百的识别出别人言辞的虚假性呢，尤其是作为被害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无论是司法机关也好，还是外在舆论也好，本能会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会放松警惕性。从而更加容易相信被害人的陈述。 而这种虚假的陈述，即使夸大其词的部分虚假，也足以使司法官陷入误判，从而将司法程序引入歧途。本质上来说司法官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因为这是受到被害人蒙蔽所犯下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对于被害人来说，却是故意的，蓄意的，动机不纯的，这种对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公信力和被追诉人的名誉权、自由权都有巨大伤害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任何蓄意违法行为每一次不处罚，都是对新的违法行为的鼓励。具体的修改建议就是在伪证罪中，将被害人也加入进来，也就是被害人作虚假陈述，即使不是完全捏造，但是虚假夸大，意图在于陷害他人的，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相比于诬告陷害罪，这种半真半假的行为，刑事责任会略轻，因此选择并入伪证罪是合适的。建议在下一次刑法修正案中予以完善。 之所以实践中有些观点认为，能够将被害人陈述解释为证言解释到伪证罪当中，从而对这个罪名还能将就用，就不用改的观点。 笔者认为，虽然该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司法机关普遍的担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不敢普遍性的采用夸大解释的方式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该观点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缺少实践中普遍的可操作性，容易延长两个罪名的沉睡状态。 因此，从根本之际还是要通过修法，激活诬告要承担刑责的条款，不能仅因为它有古代法的渊源就认为其是落后的。 应该看到这一传统中的现实意义，通过严格落实司法程序和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将这一传统中鼓励诚信、违法有责、尊重司法的合理价值予以充分体现。 需要严格控制的是，不问主观意图的客观归责、结果规则，不走程序的控审不分、司法恣意。 对诬告行为的治理，应该成为司法文明发展的重要一步，不可忽视。（005173221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