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学以解释现行刑法为主要任务，刑法哲学以研究刑法关于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的哲学基础为主要任务，二者密切联系。离开刑法哲学的刑法解释学，因为没有哲学基础，容易出现就事论事的解释，难以使刑法学深入发展。离开刑法解释学的刑法哲学，因为没有涉及刑法的具体规定，容易出现空泛的议论，难以适用于司法实践。诚所谓"没有诠释的分析是空泛的，没有分析的诠释是盲目的"。因此，只有以法哲学为基础解释现行刑法的学科，才是真正的刑法学。我们要以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与社会法学相协调的思想，指导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解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所以，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落后，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释好刑法。就适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释学比刑法哲学更为重要。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因为"转变"与"提升"，都意味着刑法解释最终不复存在；事实上，刑法解释学不仅重要，而且与刑法哲学本身没有明显的界限。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从刑法哲学转向刑法解释学（或教义学），因为刑法解释学需要刑法哲学的指导。
英文中的"hermeneutics'"(诠释学、解释学)与"semiotics"(符号学)的词源出自希腊文。希腊词源本来是指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后来应用于对《圣经》的诠释，属于语文学。此后，德国和法国将其引入哲学领域，因为哲学也离不开对于对象的解释。在19世纪以前，诠释学本来一直研究对《圣经》等的解说，到了19世纪初，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扩大研究范围，从对保罗书简的解说到对柏拉图对话集的解说都进行研究，使局部解释学发展为一般性解释学。他虽然没有留下一本完整的著作，但对解释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苦苦思索的难题是两类解释（语法的解释与技术的解释)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在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气氛之下，想将解释学的问题纳入他着重历史过程的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之内而探讨其可能性。他认为，解释学的根本作用在于：反对浪漫主义任意性与怀疑主义主观性的不断骚扰，从理论上建立解释学的普遍有效性，历史中的一切确定性正是建立在这种有效性的基础上。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M.Heideg-ger)及其弟子将解释学从认识论推进到本体论：解释不仅是"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存在的一种形式；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后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解释学要研究一切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经验总体之间的关系，证实理解是存在的基本特征；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方法论问题，而是人类世界经验总体的一部分；因此，解释学的问题超出了单纯的方法论，它是方法和真理的统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体论的问题，是哲学的最根本问题。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德国哲学家之间以及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后来，法国哲学家利科尔(P.Ricoeur)挺身而起。他认为应该将解释学当成一种本体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方法论的意义；解释学成为本体论的最合适的道路是从语言的解释开始，从语义学阶段到达反思阶段，最后达到存在阶段；语言是人类一切经验最基本的条件，要理解存在的意义就必须先研究语言；文本一旦形成，就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产生一定的距离，成为一个有自律性的言语实体；理解是解释者与文本意义的同化过程。综上所述，解释学是一步一步由语言学走向哲学乃至人类学、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各方面的，它应用于许许多多的领域，现在的解释学绝不只是语言学或语义学。
简述解释学的上述发展过程，旨在说明以下观点：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刑法解释学也不是低层次的学问，而是含有深层的哲学原理；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这也我们将刑法学理解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的理由。
当然，不同学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重点，但不能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内容才有价值。一位刑法学者可以仅研究刑法各论，但不能认为刑法总论没有意义；一位刑法学者可以仅研究刑法的基本原理，但不能认为具体问题不是刑法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学者只能研究原理问题，具体问题应当交由法官解决"的观点与做法，为我们所不取。(00432622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