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立条件，是指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全部成立条件（狭义的犯罪论体系)。众所周知，德国、日本的多数学者采取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将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合并为一个阶层的体系，则是两阶层体系）。
一般认为，构成要件是指刑罚法规规定的违法类型。有的则说，构成要件是犯罪轮廓的观念形象。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法律规定之前有无数的类型（刑事学上的类型），立法者将这些行为进行取舍选择，规定成为法律上的犯罪定型。例如，一般的反自然的性行为、通奸等行为，在刑事学上是犯罪类型，但通常不是刑法上的犯罪类型。另外，刑事学上被认为是几种犯罪类型的行为，在刑法上可能只是一个犯罪类型。例如，借款诈骗、找钱诈骗、赌博诈骗、金蝉脱壳诈骗等在刑事学上是不同的犯罪类型，但在刑法上只存在一个犯罪类型——"骗取他人财物"。又如，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杀人行为，如刀杀、枪杀、毒杀、绞杀等，但在刑法上也被规定为一种犯罪类型一—"杀人"。这样的犯罪类型（定型），就是犯罪的构成要件。一般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大体是一种抽象的、定型的判断。
违法性，是指行为被法律所禁止、为法律所不允许。但如若追问法律为什么禁止该行为，则是实质的违法性问题。主流观点认为，实质的违法性就是法益侵害性。由于构成要件是法益侵害行为的类型化，故在通常情况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但是，正当防卫杀人、紧急避险毁损财物等行为，虽然也符合构成要件，实际上却保护了更为优越（至少同等）的法益，因而总体上没有减损法益，不成立犯罪。在此意义上说，犯罪的成立除了要符合构成要件之外，还要求行为具有违法性。一般认为，违法性是个别的、具体的、非定型的、客观的判断。
有责性（责任），是指非难可能性，即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遗责。例如，对于无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对于没有故意与过失的行为，就不能进行责任非难；对于没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没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也不能进行责任非难。具备有责性要求的要素，就是责任要素。责任能力、故意与过失、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就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责任要素。有责性是个别的、具体的、内部的、主观的判断。
在上述理论体系中，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判断，是由客观（外部）到主观（内部）、由抽象（一般）到具体（个别）、由定型到非定型的逐层递进判断。这种阶层的体系，有利于克服适用刑法的恣意性；有利于检验个案，既可以节省精力，也可以避免遗漏应当检验的要件；使违法性与有责性处于不同层面，明确区分了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
上述三阶层体系只是从形式上而言，就内容而言，则存在不同体系。
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从因果行为论出发，主张对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进行纯客观的判断，将所有主观要素（故意、过失、目的）纳入责任内容，责任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行为所具有的故意与过失心理（心理责任论）。在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中，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
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初步打破了"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命题。某些主观要素（如目的犯中的目的）被纳人构成要件，成为主观的违法要素，采取了规范一心理的责任论，即开始承认规范的、客观的责任要素（如责任能力），责任不再是纯粹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对行为人的行为的可责性。不过，对于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否属于故意的内容，存在争议。
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将故意从责任转移到构成要件，使之成为主观的违法要素，并且全面认可主观的违法要素与行为无价值；但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故意相分离，成为责任的独立要素。责任的判断已经脱离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形成了纯粹的规范责任论。在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中，"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命题完全不成立。
折中的犯罪论体系同时承认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故意具有奠定不法的功能，所以被留在构成要件中，仍然属于主观的违法要素，目的等特别的主观违法要素继续被承认；在因果关系（条件关系）的判断之外，增加了客观归责（归属）的内容。折中的犯罪论体系仍然采取规范的责任论，但在责任层面另外承认作为责任形式的故意，使得责任故意与构成要件故意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此即故意的双重地位或者双重功能。一般来说，具有构成要件的故意时就会有作为责任形式的故意，唯一的例外只是假想防卫等允许的构成要件错误（违法阻却事由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亦即，在假想防卫等场合，行为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故意，但没有作为责任形式的故意，因而至多成立过失犯（如果没有过失，则不成立犯罪)。 （00511322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