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壹 和平背后的暴力基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这一章跟上一章一样，讲的也是打仗，也是柔顺和非攻，也就是老子的和平理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两章来讲呢？因为侧重点不一样。上一章的解读侧重于为人处世和家庭教育，相对浅一点，让孩子们也能听懂；这一章我们侧重于老子的本意，就深不就浅。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乱的年代，建功立业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直到现代，和平理念才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但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理念。现在看来，老子的思想非常先进。老子有运筹帷幄的智慧，但他从来没有像张良那样，做过哪个领导人的军师。为什么？因为老子不认同战争，不认同军队，他一直觉得士兵、军队和战争都是不祥的。
现在，虽然整个世界都提倡和平，不提倡打仗，而且大家都会极力地避免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国家之外——但孩子们在玩什么游戏？还是打仗游戏，虽然也有其他类别的游戏，但相对少一些。
我们如果到网吧里去，就会听到很多类似枪战的声音，或者铁器相撞的声音，发出这些声音的，都是一些杀人游戏。不仅男孩子在玩这种暴力游戏，一些女孩子也在玩这种游戏。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谈论多少钱可以买什么武器，某个武器的战斗力怎么样，可以杀多少人，等等。孩子们在谈论这些血腥的话题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里面承载的信息，他们也许觉得那个世界是虚构的，跟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制作这种游戏的大人们也会这么安慰自己一但是，正是通过玩这种游戏，孩子们心中一种贪梦的、暴力的、野蛮的东西被激活了。不知不觉中，某种残忍的理念会植人孩子们的潜意识，打碎孩子们对和平的向往和热爱。
战争是很可怕的，战争唯一的结果就是破坏、毁灭和杀戮，它没有正面的意义。就像老子所说的，哪怕是很多人所认为的正义战争，也是不值得推崇的，它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哪怕胜利了，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过去，很多人即使打了胜仗，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很多大将军即使打了胜仗，心情也会非常沉重，几十年之后回顾，也还是会觉得往事不堪回首。目前充斥网络的，也不该是主张暴力的声音，人们是不该向往战争的。
老子就一直认为战争不是好事，过于强化军事也不是好事，军队和战争都是不吉祥的。所以，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不主张战争，也不愿意打仗。
因此，在这个时代，重新提倡老子思想是一件好事，孩子们从小就接触老子思想也是一件好事，它会冲淡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对孩子的毒害，让孩子从小建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否则，依托于暴力游戏的价值观就会污染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变得好战、尚武、崇尚暴力，这对社会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吉祥的，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所厌恶的。中国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才是社会和世界需要的声音，也才是吉祥的声音。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暴力和好战思想，有德者也不会接纳这样的思想，所有有道德底线的人，都不会崇尚暴力。
“君子居则贵左”，过去，坐的位置会显示出人的地位。位高者一般坐在左面，这是古代的一种礼仪。在道教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左面为阳，主生， “生死”的生；右面为阴，主杀， “生杀大权”的杀。所以，在过去的习惯中，左为上，右为下。发展到今天，很多地方的传统却发生了变化，代表力量的右面占据了上风，就是说，现在是力量为上、刚强为上，柔顺平和反而为下了——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古代中国虽然战乱频繁，代表万物生长的“左”却比主杀主灭的“右”更加重要。
古代人打仗的时候，上将军一般在右面，偏将军——相当于副将——一般在左面。所以，古代打仗，也是以“右”为上的。如果谁坐在右边，就说明他的权力更大。为什么？因为，老祖宗认为，主杀主灭的右面是不吉祥的，既然发号施令的人可以决定如何杀人、何时杀人、杀多少人，他一旦发号施令，就有很多老百姓死去，那么他就是不吉祥的。即使他的地位很高，也是不吉祥的。所以，他就被安排在右面。偏将军虽然也不吉祥，但他没有上将军那么大的决策权，杀的人相对少一些，所以居左。战争确实是不吉祥的，它带来的一切都是不吉祥的。
清朝以前——包括清朝——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虽然想要台湾，但根本不敢入侵中国。因为日本很小，只是弹丸之地，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崛起，有了对外侵略的野心和实力，才动了侵略朝鲜的念头。朝鲜打不过日本，就向中国求援，清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好战分子怂恿光绪帝，希望皇帝出兵教训一下小日本，年轻的光绪帝头脑发热就答应了。结果，北洋水师根本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发现清政府的军队竟然这么不堪一击，贪婪心就迅速膨胀，把战线延伸到鸭绿江边，开始侵略中国。最后，清政府完全被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之前，中日之间打过不多的几次仗，基本上都是中国胜，虽然元日战争中国输了，但那是因为战场在日本，而且元军两次都遇到台风，伤亡惨重。日本人真正觉得中国军队很容易战胜，对中国大地产生了更大的占有欲望，就是从光绪帝时期开始的。后来的抗日战争和伪满洲国，都与光绪帝时期的中日战争有关。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还以为光绪帝一直都是慈禧太后的傀儡，一直被慈禧太后操纵，其实不是这样。光绪帝十八岁的时候，慈禧太后曾经让他主政，后来发现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才把政权要回来，继续垂帘听政。如果光绪帝有康熙大帝那样的头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不会成为傀儡。光绪帝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决定之一，就是对日本宣战。北洋水师经过鸦片战争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清政府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强大的帝国了，但是光绪皇帝太年轻，经不起好战分子的怂恿，才会做出这个决定。我们这儿不谈其对错，我们只谈这事对中国的影响。也许，若是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好战都不是一件好事，很多灾难就是从好战开始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仅仅是因为当权者偶尔的冲动，才引发了整个民族的灾难。所以，老子不断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告诫掌权者，战争不是君子应该倡导的，它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选择，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侵略别国，所以不要发动战争，要多为国家、民族和老百姓着想，承担起作为统治者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
要知道，中华民族历来是不喜欢侵略的，讲用兵之道最著名的《孙子兵法》开篇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兵是关系到个人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他每次带兵出战都打胜仗，但他总是感叹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而且，齐国虽然经常动用强大的兵力，却只是恩威并施地吓唬诸侯国，很少真正开战。因此，齐国之所以能称霸天下，并不是因为用兵上的胜利，而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同时尊周朝天子，以仁德慑服诸侯国。这跟管仲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管仲的用兵之道，就是尊仁德和保护诸侯国。虽然他也带兵吞并过一两个小的诸侯国，但总体上说，齐桓公确实在他的辅佐下把齐国治理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很少遭受战争之苦。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很少见的。所以管仲很了不起，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管仲在世的时候，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最少的时候。齐国还老是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干预诸侯国之间的纷争。
虽然诸葛亮经常拿管仲自比，但事实上，管仲和他完全不同。历史上对诸葛亮的评价有两种，一种很高，一种很低。很高的原因不用说，他的用兵如神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很低的原因，就是他过于好战，穷兵默武。蜀国明明打不过魏国，魏国也不进攻蜀国，诸葛亮却偏要“六出祁山”，他一次次派兵挑衅魏国，一次次打了败仗，但是他屡败屡战，也屡战屡败。后来诸葛亮死了，姜维掌管了军事大权，对魏国的挑衅就更加厉害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他却“九伐中原”。他们的每一次用兵，老百姓都要全力供应军队，而且每次阵亡的士兵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所以，蜀国老百姓当时活得很苦，几乎活不下去了。后来，诸葛亮们死了，战争少了一些，蜀国老百姓或许就能过上几天好日子了。所以，有个厉害的丞相也不一定好，他如果老是逞强，老想建功立业，也会非常麻烦。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是远远比不上管仲的。
“恬淡为上”，安静、沉着，不崇尚暴力，才是君子该有的品德。
贰 忏悔是血色中的光明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即使打了胜仗，也不值得被美化，不值得被赞美。这种思想非常了不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老子思想影响下的国君，一般都崇尚休养生息，不打仗。最明显的，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他们统治的时期，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当时，他们一般不跟少数民族打仗，而是采用和亲政策。
中国历史对和亲政策的评价不高，甚至觉得汉族姑娘嫁到少数民族，是一种耻辱。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嫁给中国人，怎么会是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嫁到非洲去，对这部分婚姻，中国历史又会怎么评价呢？所以，这只是一种狭隘的分别心。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把自家的姑娘许配给别人的好儿子，虽然嫁得远了一些，但也不是什么坏事，何况，他们一结婚，双方就不打仗了——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部落的首领，打不打仗，都是他们的孩子说了算，在汉族妈妈的教育下，孩子怎么会攻打自己的汉族亲戚呢？所以，和亲基本上保证了两个民族的和平。你想想看，这个政策多好啊。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史书都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反而对喜欢打仗的汉武帝评价很高，觉得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待匈奴就该像汉武帝那样一打，打得一塌糊涂、血流成河，把积累了六十多年的国力给挥霍掉，让无数老百姓都家破人亡。所以，比起老子思想，现代的很多思想都像是在倒退。
大家一定要明白，好战思想非常狭隘，真正进步的人类文明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它必然提倡博爱、和平与包容。就像老子不断强调的，就算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迎战，也要明白战争的丑恶。
儒家的主流文化提倡建功立业，这种思想与老子智慧不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主战，折腾老百姓，后来还卷入巫蛊之祸，大批大批地杀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问青红皂白地杀掉了。所以，我们对文化要有一种清醒的反思。这样一看，你就会发现老子非常清醒，他对战争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比起老子思想，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待战争的态度真的太落后了。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喜欢杀人的人，得不到天下人的一致认可，即使能暂时地得到天下，也很快就会灭亡。
秦国征伐六国、统一天下时杀人无数。有时，秦军占领一个国家之后，就会把那个国家的很多青年男子活埋掉，比如赵国。秦国伐赵的时候，就把赵国的四十万男子活埋了。秦始皇、秦二世杀人也不少，秦始皇陵建成之后，建造皇陵的工匠一个都没有被秦二世放出来。他们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死得很早，秦二世也很年轻就被赵高给杀了。整个秦朝也就那么两代，几十年。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如果违反上天的意愿，杀戮太多，你就注定是个短命的王，你的王朝也注定是个短命的王朝，除非你改变心。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武将都死得很惨，他们的后代也不幸福，原因同样是杀人太多。不管多么厉害，只要杀人太多，造下太多的罪孽，就必然会惨死。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报应。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疹人，但事实就是如此。好的也是报应，恶的也是报应，你想要什么样的报应，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武将里能得到善终，家里人也相对幸福的，就只有那些有好生之德、德行很好的人。其他的人结局都不好。中国最强大的元朝持续了多少年？约一百年，不至于像秦朝那么短命，但也不长。为什么？因为元朝的统治者也杀了很多人。成吉思汗的铁骑所至之处，几乎可以说是灰飞烟灭，因为他老是屠城。忽必烈时为了成就更大的事业，甚至远涉重洋，去攻打其他国家。结果怎么样？有些战役他打赢了，但有些战役他赢不了。比如，元军攻打日本的时候，虽然日本人打不过他们，但他们不擅长海战，也挡不住台风，台风一来，他们就几乎全军覆没了，所以，元军两次侵略日本，两次都伤亡惨重。不到一百年，元朝还被明朝取代了。用暴力取得天下的人，必然会被取代。大家知道周朝统治了中国多少年吗？八百多年。为什么周朝这么长命？因为周天子不用暴力治国，用文明、礼乐来治国。文明、礼乐还是主流的时候，周朝就不会败；礼坏乐崩的时候，周朝的气数就尽了。所以，暴力得到的天下不会长久属于你，用暴力统治别人也不会长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过去都把吉祥的东西放在左边。前面也说过，因为左边主生，吉祥的东西放在左边，它就会生长。反之，把不吉祥的东西放在右面，它就会受到抑制。
“以丧礼处之”，有些将军打完仗之后，会请和尚去念经，超度亡灵。这种文化多好啊。你也许还记得， “9.11”事件发生之后，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幸灾乐祸，甚至有人说美国活该，但也有人能关怀那些受难者，觉得任何人遭遇灾难都是一种不幸。比如，星云大师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就带着佛光山的居士们前往美国华盛顿，去为亡灵们做超度法事。不管那些亡灵是不是真能得到超度，这样的行为都让人觉得非常温馨。因为，它体现了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怀——悲悯，而且是超越种族、地域和民族的悲悯。在一些人连温暖、关怀的言语都懒得付出时，他们付出了行动。他们自己购买机票，长途跋涉，到异乡的土地上做一些事情，仅仅是想对那些遭灾的人类表达一种关怀和祝福。这种胸怀是多么博大和美好啊。
世界上不缺仇恨，不缺嫉妒，不缺愤怒，甚至不缺陷害和诅咒，你只要打开网络、电视、微信，就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情绪，但是，承载了宽容、包容、悲悯等情怀的行为却不多——不能说没有，也有，只是不多。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向往善美，也有一些人用行为实践“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句话的。前段时间，我就听说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一位八九十岁的贫困老人一直辛苦劳动捐助贫困学生，而且整整坚持了二十多年，在他终于老得干不动活儿的时候，他用饭盒装着最后的五百块钱，交给学校，告诉接收捐款的老师，他太老了，干不动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捐款。一想起老人拿着饭盒装着钱，递给学校老师的那个场面，我的心里就非常温暖。世界上能有一个这样的老人，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虽然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不能再给穷苦孩子们捐钱，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但他用实际行为感动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向往善美，但仍然在行善和观望之间摇摆的人，让他们也用行为去实践自己的向往。这种榜样和鼓励的作用，即便老人死去，也会留在世界上，随着他的故事感动一批又一批的人，鼓舞一批又一批的人，告诉人们，善美是值得坚持的，人格是值得升华的，品德高尚是非常幸福的。所以，中国文化提倡行善，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我也认为人性本善，或者说人心本善。在受到欲望和概念的污染之前，人的心灵是非常干净，非常善良的。那种善良，不是希望自己的亲人幸福平安，希望身边的人幸福平安，而是对一切生命都有悲悯之情。一切生命在自己面前受苦，人都会觉得痛苦难受，都想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让他们摆脱这样的境遇，这是人性中必然的东西，任何人都有，包括那些好战分子。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诸葛亮，说他是个好战分子，为了建功立业，让老百姓吃尽苦头，但诸葛亮同样有悲悯心。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或许还记得诸葛亮火烧藤甲兵的故事——诸葛亮跟乌戈国打仗时，乌戈国出动了一支穿特殊盔甲的军队，这支军队就是藤甲兵。藤甲兵的盔甲非常坚硬，几乎刀枪不人，缺点是容易被点燃。于是，诸葛亮把他们引到一个山谷里，对他们进行火攻，最后乌戈国的军队全军覆没，所有士兵都被活活烧死了。不过，诸葛亮并没有因为打了胜仗而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自己做了恶事，损了阴德，将来一定会短命。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佛家认可这种说法，佛家认为，任何人如果造了杀业，自己的寿命就必然会缩短。据说，诸葛亮后来为了延寿，专门做了一种需要用到北斗七星灯的特殊仪式，但仪式快要圆满的时候，魏延开门进来，门外刮来的风就把灯给吹灭了，于是诸葛亮长叹一声，说“天意啊，天意”。他的意思是，老天都不让他活了。为啥？因为他杀了太多的人，损了阴德。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敬畏生命、屠杀生命者，老天都容不下他，不管他有多么杰出。
《三国演义》里还有一个很好的细节：诸葛亮大败孟获之后，孟获彻底投降，他平定了南蛮，带领士兵们回去蜀国的途中，路过泸水，突然间狂风暴雨大作，阴风阵阵，到处鬼哭狼嚎。当地人认为，这是一块典型的凶地，只有充满冤魂野鬼的地方才会这样。那么，天气情况太糟，蜀军过不了河，怎么办呢？孟获就告诉诸葛亮，这个时候必须祭祀。诸葛亮问他怎么祭祀，他说要用七七四十九个人头，还要一些牛羊。诸葛亮拒绝了，他觉得，如果为了救度这些冤魂，再去杀一些人，制造一些新的冤魂，这个祭祀就没意义了。于是他就杀了一些牛羊，用牛羊来祭祀。当然，在释迦牟尼看来，就连牛羊都不该杀的。释迦牟尼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坚决阻止过一些人用杀牲来祭祀。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一种胸怀上的区别。不过，诸葛亮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他毕竟拒绝了杀人。只要有一颗止杀之心，就是值得肯定的。祭祀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悼文，写得非常感人，大概意思是，你们的家人如果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免去他们的赋税，好好地照顾他们，也会好好地安葬你们，你们安心去投生吧。祭祀结束之后，诸葛亮就放声大哭，三军将士也放声大哭，慢慢地，雾霾就散了，泸水也平静了下来，于是他们渡河回到了蜀国。可见，诸葛亮虽然好战，但他也觉得杀人不对，并没有视人命如草芥，这就符合老子的和平思想。
有一部佛经中说过，杀业过重的时候有霾。直到今天，很多佛教界人士仍然这样认为。至于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知道，也不予评论，只把它看成佛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不过，不管对还是不对，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解释。日本有一个湖被污染后，臭不可闻，后来，有个和尚带人念经，念了几天后，湖水就不臭了，也慢慢变清激了。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就算杀了很多人，也仍然要怀有一颗悲心，觉得迫不得已杀这么多人是一种罪恶，明白自己是在造罪。不要有战胜的喜悦，更不要沾沾自喜，要像举行丧礼一样面对杀人换来的胜利。
这种思想太重要了，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怕只是玩游戏，杀心过重也不是好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规律。
人们都说武术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很多练武的人老是练养生桩，这些人应该很长寿才对，为什么那么多武林高手却死得很早呢？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采访过一些练武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练养生桩、技击桩时，总是幻想着把对手一拳打死。我这才明白那些武林高手短命的理由：有杀心，怀恶意。
同样道理，喜欢玩杀人游戏，甚至沉迷于杀人游戏的孩子，身体一般都不会太健康。你一定要注意，这是杀心造成的，所以要消除杀心。杀心一起，就会有一种不好、不吉祥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甚至会让他们对抗父母。有些孩子仅仅因为父母不给他们钱，就把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父母给捅死，就跟这有关系。所以，现在的游戏非常糟糕，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污染孩子精神世界的可怕工具了。
《孟子·梁惠王上》提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也是这个道理。俑是古代殉葬用的木制或陶制的俑人。第一个制作土偶陶俑来殉葬的人，泛指恶劣风气的创始者，在圣人眼中，无论是用活人殉死人，还是以人俑代人，都有欲人殉之心，故孔子嗤之。时下的杀人游戏，也是一样。按老祖宗认为，你种下什么种子，就必然会收获什么果实。如果你污染了人类的下一代，让下一代变成潜在的暴君，你未来的命运、你子孙的命运，也必然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商朝的时候，中国有活人殉葬的陋习，到了周朝被废除，以草人、草狗代替，但是到了孔子的年代，有人却用陶人代替草人陪葬。孔子认为，第一个制作陶俑陪葬的人造了很大的罪，会断子绝孙。为什么？因为陶人太像真人了，用陶人陪葬，会造成一种邪恶的心理暗示，相当于提倡陪葬文化。这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会祸害世世代代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后代的。
要知道，我们的孩子都会长大，他们之中必然有人会掌权，会成为领导者，假如他们从小玩杀人游戏，长大后会怎么样？他们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暴君，时不时地，就会竖起一个导弹发射架，时不时就想发射原子弹。肯定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孩子们的心灵，保护他们的善良。世界的未来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成为有健康心灵的人，不能成为战争狂。否则，他们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灾难，那么，过去那种哀鸿遍野的景象就会重演了。
叁 暴力基因比暴力更可怕
我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写过这样几段话：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而是对屠杀的讴歌。你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顶礼膜拜的，其实是屠杀自己同类的人。杀人越多，可能越被认为是英雄，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曾国藩等。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
杀人者因为有其强权基础和欲望引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屠杀。当人们无法制止其屠杀时，就不能不忍受命运的苦难。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那屠杀是罪恶，是必须遣责的，绝不能讴歌。这时的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肉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那“讴歌”却可以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在人类心灵中植入恶的基因。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那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开花，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
所以，赞美屠夫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上的毒瘤，我们必须割除它。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那些貌似强大且被人类讴歌了千百年的征服者不是英雄，他们其实是屠夫，是罪恶的载体。真正的英雄是甘地、耶稣、孟子、孔子等将爱撒向人类和历史的人。他们才最值得人类赞美和讴歌。
当我们的书籍上充满了对血腥罪恶的赞美时，我们的心定然会受其熏染而异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那恶臭延续千年时，人类心灵定然会被熏染，一种习以为常的恶就衍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亦如世上有“嗜痂之癖”一样，一种“口味”的异化终究会使已经“异化”的心灵更加失去人性。
不信？你可以翻开历史，扑入你眼眸的名字中，有几位是真正爱人类的人？有几位真正为人类带来过光明？屠夫和暴徒被当成英雄，甚至连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曾将拿破仑当成了英雄而讴歌，他的《英雄交响曲》仅仅因为是拿破仑称帝而换了名字。但实质是：无论拿破仑称帝，还是充当执政，拿破仑最大的功绩，就是侵略和屠杀，但他却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和悲哀吗？
我们的诗仙李白亦不能脱俗，他赞美的侠客，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还在于他有“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大情怀。前者之瑕，难掩后者之瑜，故李白方成为李白。
我们不能左右强权，我们无法消除罪恶。相对于强权，我们的笔很软弱。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固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但千万个喉呢，一起发声时，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魔裹挟的灵魂惊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会擦亮眼睛，放开喉呢，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
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定然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
许多时候，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啦啦队。正是在啦啦队的鼓噪声中，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当然，他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是，那把越抢越疯的屠刀，最终也会削去啦啦队们的脑袋。
我们的文化，不应该是啦啦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讴歌罪恶者，最终也会成为罪恶的牺牲品。
面对历史上的一把把屠刀，我们应该放直了声音哪怕会招来屠刀———歇斯底里地大叫：那是罪恶！
当一个个人、一代代，一直这样叫下去。等到有一天，人类翻开以前引以为傲的历史时，他们定然会羞红了脸。因为，他们一直将血腥当成了胭脂。
那时，他们会说：来呀，将这块罪恶的抹布扔向阴沟，由我们来重写历史吧。
那重写的历史里，定然会有有益于人类的无上光明。
我的这一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和平理念发展而来的。借助老子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历史书上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者，而且他们杀的都是老百姓。例如，美国的前几任总统——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虽然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将他们当成伟人来崇拜，但他们——包括口口声声说“人生而平等”的杰弗逊总统却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类似的行为太残忍了。他们虽有其伟大之处，但这种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残忍，却是他们抹不去的污点，会世世代代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我们需要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承担重任的人，但不需要倡导仇恨、隔阖，也不需要仇恨与隔阖所导致的杀戮。所以，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战胜以丧礼处之”的思想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我们需要老子的和平思想。假如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充满民族隔闵的声音越来越大，就会导致民族间的仇杀。老子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那个时代充满了血腥暴力，每一个统治者都崇尚暴力。除了老子、墨子等不多的几个智者，没有人会发出和平的声音。因此，这种声音越来越小，血腥争斗却越来越多，整个中国慢慢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类的思想所淹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说法源于赵匡胤。赵匡胤建立宋朝，当了皇帝之后的某天晚上，突然冒着大雪去找宰相赵普，跟赵普商量如何灭掉陈国。赵普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灭掉陈国呢？他的回答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我怎么能允许别人在我的睡床旁边睡觉呢？这句话被载人了史册，成为中国文化和帝王思想的一种投射。
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儒家文化，提倡“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下太平，一种是平定天下。在很多人眼里，平天下恰恰是后者。如果没有类似的理念，中国古代就不会战乱频繁。中国古代之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做皇帝，都想平定天下，于是集合了一大群人，你杀我我杀你，让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杀戮的声音。如果老子思想在古代中国能占据主流地位，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推进，可惜不是这样。中国盛行的一直都是法家。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富国强兵。当然，我不是说法家不好，但法家思想与老子思想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冰冷，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不过，不理解老子思想的人，也会觉得老子思想少了一种人性的温暖。
历史教材对老子的评价一直不高，主要是觉得他太消极， “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前面已说过，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老子思想并不消极，只是人们没有读懂他的积极而已。至今，一些人在谈到老子时，仍然会经常出现一种嘲弄的语气，从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到现在，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包括庄子，历史教材的评价也不会太高，实际上，老庄思想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益处，不重视它们，甚至忽略、轻视和批判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欧洲之所以有许多小国共存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他们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却有着辉煌的文化。我听说过一位“欧洲的丈母娘”的故事，她的女儿，都嫁给了国王。她说，让别人去打仗吧，我们举办婚礼。因为她的存在，和平之光照耀了欧洲很长时间。
对圣人的嘲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诚信的丢失。最明显的，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些变化。
最早的时候，各国即便打仗，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有点像现在的体育运动。比如，两国的军队必须排好队，列好方阵，打着军乐鼓，光明正大地进攻，打倒一个补上一个，欧洲最初打仗时就是这样。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拳击比赛——拳击手比赛之前，总会站好位置，摆好架势，等待裁判喊“开始”。如果裁判不喊“开始”就进攻，就是违反规则。不过，后来这种规则被打破了，中国开始重视计谋，认为“兵者，诡道也”，遵循古人规则，在战场上维持君子之风的人，反而会受到千古耻笑。比如宋襄公，泓水之战时，宋国的军队不如楚国强大，目夷就劝宋襄公，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进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否则宋国是没有胜算的，但宋襄公不肯，认为这样不仁。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又劝宋襄公在楚军布阵时进攻，宋襄公还是不肯。最后，宋军果然寡不敌众，宋襄公也受了伤。但目夷埋怨宋襄公时，宋襄公却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也不靠关塞险阻取胜，所以，就算要亡国了，我也不忍心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他的选择很值得敬畏，但他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敬畏，反而被耻笑了上千年，很多人都说他的仁德是“妇人之仁” ，愚蠢无比，有人还说他是假道学的典范，沽名钓誉。当然，也有人赞叹他的德行，认为他是一个君子，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了。大家都觉得胜利是第一位的，兵不厌诈，要是你在战场上守君子之风，因此打了败仗，你的对手不但不会感激你、敬畏你，反而会笑你傻。
可见，因为历史对一场战役的评价，中国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讲究文明礼仪，变成了后来的为求利益不择手段。这也是一种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倒退。
你想想看，假如这不是战役，而是一场拳击赛，你可以因为实力不如对方，就在对方没有准备好时狠狠踹他一脚，把他踹晕，然后取得胜利吗？肯定不行，你必须遵循拳击赛的规则，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与对方较量。同样道理，你也不能趁他没有做好准备——拳把他打晕，或咬掉他的耳朵，这些都是违反规则的。战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体育和战争都是一样的，体育就是和平时代的战争。体育有规则，战争也有规则，如果有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出现，整个局面就会乱掉。如果一个人因为守规则而落败，遭到整个社会的遣责和耻笑，就会礼坏乐崩，社会就会乱掉。奥论评判会改变社会风尚，也会改变人们面对事物的态度。所以，当很多人都在耻笑遵循规则的宋襄公时，人们就不再遵循战场上的规则，不再靠实力较量，而是崇尚“胜利至上” “兵者，诡道也”了。更可怕的是，这种变化还影响了其他文化，人们做很多事情时，都不再遵守规则，只求达到目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有人不愿这么做，就会输掉游戏，被整个游戏排斥出局，而且没有人会为他感到遗憾，人们只会嘲弄他，觉得他食古不化、太愚蠢。
当然，这里我不是在谈论战争，也不是在评判宋裹公等人应该这么做，或者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在探讨一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就像老子所说的，即使迫不得已要用暴力来保家卫国，也不能在打了胜仗后沾沾自喜，永远要明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我们认可为了保家卫国而尽心竭力的态度，但我们不认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更不认可这种耻笑君子的文化。我们认为，世界可以有这样的行为，但世界不能倡导这样的文化。世界更需要老子的思想，需要一种开放、平等、博爱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义君子和英雄，需要用老子的眼光去看一看世界。
假如我们能用老子的思想衡量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窗口，会看到一缕不一样的阳光。
肆 如果拒绝暴力。如何保家卫国？
有一位朋友跟我谈到了王阳明，他发现，信仰阳明心学的人杀人都很厉害，但信仰禅宗心学的人一般不会杀人。他问我，既然阳明心学从禅宗汲取了很多营养，其中不乏善美、正面、智慧的信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结果？我告诉他，因为阳明心学提倡建功立业，而禅宗文化不提倡建功立业。虽然佛家也强调功德，但佛家所说的功德和儒家所说的功绩不一样——功绩是有局限的，有一种非常狭隘的东西，只对一部分人类有益，而功德利益的，却是世界和众生。角度的不同，高度的不同，决定了行为、结果和价值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老子，从“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结合佛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超越智慧，形成一种对人类都有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不要只是学习一些应世技巧。即使你学习老子的应世智慧，也不要把个体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而要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比如，不要为了私利学习应世智慧，要为了在红尘中利众做事能少一点障碍而学习应世智慧——否则，你只可能成为一个圆滑世故的人，对世界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更不会成为老子所说的圣人。
这几章最值得汲取的营养，就是对暴力的拒绝。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学以致用，永远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无论家庭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都不要诉诸暴力。
前段时间，网络上老有人发出好战之声。他们觉得，解决争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仗，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去让对方屈服，这其实是有局限的。当一种文化中出现了暴力基因，且占了主导地位，人们用武力解决问题，就会迎来更猛烈的反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惹恼了美国人，招来毁灭性的打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也符合佛家所说的因果律。凡事都有因果，虽然表面上暴力很强大，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它往往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智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永远不会提倡暴力。
世界上有很多非常伟大的人物都明确反对暴力，比如托尔斯泰和甘地。托尔斯泰的理念是“勿以暴力抗恶”，也就是不要用暴力去对抗邪恶。谁把这个思想用得最好？甘地。大家都知道，甘地刚站出来反对暴力的时候，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争取独立，但他坚决不用暴力和武力。那么他怎么争取独立？ “非暴力不合作”。看过电影《甘地传》的人或许记得其中的一个镜头：赤手空拳的印度老百姓一批一批地走向拿着武器的英国士兵，无论英国人怎么打他们、骂他们，他们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批老百姓被打伤之后，就到一边去敷药，换上另一批老百姓继续往前走。类似的行为越来越多，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后，就连英国民众都不希望政府继续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了，他们觉得这样的统治非常丢人。于是，英国政府就在全国上下的呼声之中退出印度，把主权和自由还给了印度，印度终于实现了独立。所以，甘地非常伟大，他不打仗，不起义，就战胜了强大的英国。
这部电影里还有一些镜头也很感人，比如甘地的绝食。印度老是出现宗教冲突，很多时候还会上升为血腥纷争。这时，甘地就会绝食，逼着大家停止冲突。有一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儿童，甘地非常难过，就不肯吃饭，再一次用绝食向民众施压，强迫印度人停止冲突。但这次冲突非常严重，双方一直都不肯和解，甘地就一直不肯吃东西，饿到最后几乎肾衰竭了，冲突才终于结束。所以，甘地的出现几乎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他非常伟大。那次冲突停止之后，有一个印度教信徒来找甘地，这个人非常惟悴，看起来痛苦不堪，他说自己因为儿子被杀，就砸碎了一个穆斯林孩子的脑袋，为此他非常痛苦，希望甘地能帮助他解除这种痛苦。甘地告诉他，你去收养一个伊斯兰教的孤儿吧，而且你千万不要干涉他的信仰，让他一直信仰自己想要信仰的宗教，将他抚养长大之后，你的罪孽和痛苦也就消除了。听了甘地的话，那个信徒的痛苦刹那间得到了释放。
这些细节实在太感人了，我看这部电影时，一直在赞叹甘地的伟大。甘地的很多思想，真的是人类的宝藏。虽然有些人总想在圣人身上找到一些瑕疵，以此证明他也不过如此，但我觉得，先不论他们所谓的毛病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实的，也影响不了甘地的伟大。因为，甘地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精神和智慧。他告诉世界，人完全可以拒绝暴力，充满爱地活着。这种思想真是太伟大了。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思想，比如，有个记者曾经质问托尔斯泰：“你说‘勿以暴力抗恶’，那么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老婆孩子，你怎么办？ ”托尔斯泰当时无言以对。同样的问题，也有人质问过我，我是如何回答的呢？我说，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绝对会揍那些欺负我老婆孩子的人，但我仍然会提倡“勿以暴力抗恶”。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文化永远要高于人类的行为。人可以用行为保护自己，但文化不能倡导暴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是对“战胜以丧礼处之”的补充。就是说，你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觉得暴力真好，你要知道暴力是不得已的，不能认可暴力，更不能提倡暴力。
有人也问过我，你遣责暴力文化，那么你怎么看待抗日战争？你难道觉得抗日战争也是罪恶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对日本人投降吗？我告诉他，当然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抗日，但我们的文化必须爱好和平，必须遣责战争。因为，如果我们的文化爱好和平的话，这种向往和平的声音就会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中国的一种文明，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影响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的子孙不要重复老祖宗犯过的错误，不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你想想看，老子时代的那些暴君还在不在？不在。暴力换来的那些胜利还在不在？也不在了，早就变了。但《道德经》还在，反战的声音还在，向往和平的精神与真理还在。所以，这个声音比暴力的行为和暴力的存在更加永恒，它非常了不起。可以传承的文化，永远比一时的行为和存在更加重要，所以文化永远要高于人类的行为、高于人类的生活、高于人类那些情绪化的声音。文化要像太阳一样，永远在高空照耀着整个人类。
历史上还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基因——比如爱好和平这一理念本身——都被历史书给掩盖了。很多近视眼看不懂历史，所以忽略了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反而去赞美和歌颂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东西。比如，历史书上总是把成吉思汗塑造成英雄，但成吉思汗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你根本猜不到。在他发动的战争中死去的人，就算没有上亿，也肯定有几千万了，因为他灭了四十个国家，毁了那么多的国家和城池。他每逢攻下一座城市，而军民又不肯投降，他就会屠城，把满城的军人和老百姓一起杀光。西夏、金、西辽这些国家，在与成吉思汗的战役之中，遭受的是灭国之灾。多么可怕。而且，他灭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些小国，还有国外的一些城市。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过之处，几乎只能留下一片血污。当你从这个角度衡量时，还会觉得他是英雄吗？他固然有其过人之处，但他绝对不是我所认为的英雄，也不是佛家和老子们所认为的英雄。在我们的眼中，英雄是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人，而不是能够征服世界的人。
如果我们正在这里读《道德经》，成吉思汗突然带兵冲过来，把我们都杀光，把我们的亲人也乱箭射死，你觉得他残不残忍？肯定残忍，因为我们又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挡住他的路，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头都割掉，把我们都踏成肉泥？但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他杀掉的那些老百姓，跟他都是无冤无仇的，即便无冤无仇，也都成了他的刀下冤魂。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得上英雄呢？真正的英雄，是丘处机那样的人——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大概都知道全真教的长春子丘处机，他六十多岁的时候，曾经专门走到蒙古大草原去找成吉思汗，那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他也没有骑马，仅仅是步行，走了几千里路，就是为了跟成吉思汗说一句话：再也不要杀人了。成吉思汗问他为什么，他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想想看，面对灭国四十的成吉思汗，依然能心平气和地发出反战的声音，这样的人是不是英雄？是的。所谓英雄，应当是无所畏惧地为人类创造和平环境的人。所以，成吉思汗不是英雄，止杀的人才是英雄。杀人如麻，对生命无所敬畏的人，是屠夫，绝不是英雄。屠夫的命运，只可能是屠刀，所以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中箭，最后伤重不治而死。他死的时候岁数也不大。
所以，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要始终有另一种眼光，用自己的心去衡量一种声音的价值。在历史书赞美汉武帝雄才大略、陆游是爱国诗人时，我们要有自己的清醒判断。“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临死前写下的诗，表达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一种牵挂。虽然他对国家的牵挂让人感动，但是他的不明白却也让人心痛——既然“死去元知万事空”，为何不明白江山属于谁、属于哪个民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呢？今天金朝灭掉了宋朝，明日元朝又会灭掉金朝，后日明朝又把元朝给灭了。用武力得来的江山，始终会因武力而失去，这是谁也逃不了的因果律。如果真的“死去元知万事空”，就会知道这种争斗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保护好现有的国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至少过上和平的、没有战乱的日子——不是更加重要吗？所以，虽然陆游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敬佩的东西，但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不能提倡他的好战，不能提倡他的民族主义，我们提倡的始终都必须是和平。
只有人类的文化高于人类的行为时，人类才有升华的可能，也才有前进的方向。 （007232220415）
